卌年丨陈小鹰:圆梦复旦,感恩那些帮我和没帮我的人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小鹰，新华社高级记者，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同年分配到新华社湖南分社工作，后调海南分社。擅长时政、体育摄影及突发新闻和当日新闻拍摄。先后参加过1987年莫斯科友好运动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1992年吉隆坡汤尤杯羽毛球赛、1994年广岛亚运会以及国内许多大型体育赛事报道，拍摄了大量有影响的照片，诸多作品获奖。
复旦校门留影。
1972年底，我高中毕业，加入了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来到澧水下游汇入洞庭湖的河洲之上。那是一片望无边际的芦苇荡，它叫“七里湖柴山管理所”。
是年，我15岁。
按当时的政策现定，要年满16岁才能下放插队。由于我出身不好，又是右派子弟，就理所当然地被赶下去到广阔天地练红心了。因而成为我们农场里年龄最小的知识青年。
1973年的大年初四，我们来到县城东门外的清代古建筑“多安桥”下，在一片锣鼓声和哭喊声中上了一艘机帆船，近百名同届同县城的同学在飘飘洒洒的雪雨中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之旅……
下午到达场部，举目四望，鲜见当时的红海洋氛围，满眼都是防治血吸虫病的宣传画：一个个骨瘦如柴却肚大如箩的病人，用那濒死绝望的眼神盯着我们，顿时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悚人摄魂啊！记得当晚会餐，那香喷喷的羊肉炖萝卜都难已下咽。
我们芦苇场虽是血吸虫疫区，但也有不错的地方：国营农场，归县财政局直管。据说是县财政的钱袋子，每年卖芦苇给全国几家大纸厂就可上交县财政上百万的收入，可曾了得！
为此，我们的待遇也不错。每月有8元生活费，45斤粮票，发工作服和血防套鞋，过年还能分到我们自己种养的肉啊鱼啊花生、黄豆什么的。在那个年代，这已经非常诱人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置身于样板戏《沙家浜》的环境中，绵延百里的芦苇荡，连着八百里洞庭。我们划着小船，荡漾在烟波浩渺的河湖港汊之中，少男少女，诗情画意，很是浪漫。
我身临其境，常有激情冲动，就写些小诗小文，谱些小曲，投稿县文化馆的《澧县文艺》，几经刋用，慢慢成了知识青年业余作者。小有名气之后，隔三差五被借到县文化馆搞文艺创作，体力不支的农活倒是越来越少干了。
下放满两年后，按政策规定就可以被推荐招工招生了。场里领导几乎每次有机会都推荐了我，但都是以填表开始，以政审告终。招工招生的都不敢录用我这个“黑五类”子弟。
从下放起到后来考上大学，经农场推荐招工招生，5年期间共有12次。也就是体检了12次，但政审之后就是泥牛入海了。
农场知青。
有年县里杀猪厂招屠宰工，大多有点家庭背景的知青都不愿意报名。我觉得机会来了，好歹也是拿工资吃国家粮啊，就积极报了名。
这次可是一路顺利，场里、县财政局、县商业局的政审都过了，只等最后一关——主管部门县财贸办公室在政审表的最末一栏中盖章就万事大吉了。场里的领导张场长都向我透路了喜讯，好友们还开玩笑说以后买肉就找你开个后门啊。（当时的猪肉是计划供应，要肉票的）。
在激动而欣喜的心情中熬了一个月，又没下文了。
后来才知，县财贸办公室黎主任在仔细审核我的政审表后，在最后一栏《主管部门意见》中批示：“刀把子要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每每遭遇如此困境，我曾懊恼、伤心甚至愤怒，但无力回天，只能忍受，慢慢也就麻木了。
心烦也拉琴。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遇到贵人了。
1975年，全国都在学习天津宝坻县小靳庄的“十件新事”，具体来说就是让农民赛诗、唱样板戏、演革命节目等等，一句话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占领农村的文化阵地。由于是江青亲自办的点，全国各地都必须效仿办“小靳庄”样板。
当时澧县人民武装部邓部长（兼县委副书记）受命要办“小靳庄”样板点，去县文化馆要求推荐人才。
黄馆长极力推荐了我，说这孩子吹拉弹唱写样样都会，还能作曲导演，是个全才，也是我们的重点知青作者，跟您办点太合适不过了。但他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还是个右派。邓部长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就是他了。
就这样，部长亲自点名，我从芦苇场赶到县里，学习了几天，就跟随邓部长去车溪公社陶家大队办点了。
士为知己者死，我感恩戴德，努力工作，成效颇著。三个月不到，邓部长亲自介绍我入了团。还说我是个好苗子，不读大学可惜了，应该去读音乐学院。
邓部长可是个有文化有水平的领导，人称“邓马列”。在那个时候，《资本论》就通读过两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如数家珍，随口拈来。我后来参加高考，政治复习资料都是他给的，还亲自辅导过我。
一年后不办＂小靳庄＂了，邓部长又把我安排到＂县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在宜万公社蔡家大队蹲点，并一如既往地关注我。
蹲点留影。
我工作更加积极努力了，还定期给邓部长写思想汇报，一写就是好几页材料纸，全是真情流露。我真切地感到：“未来有前途，工作有劲头。＂
1976年大年初三，是＂学大寨、开门红＂的第一天，我带头赤脚跳进尚有冰碴的堰塘里挖淤泥，再一担担地挑起沉沉的臭泥巴到地里施肥。
酷暑盛夏正是＂双抢＂时节(抢割稻、抢插秧），我定好闹钟，每日天不亮就起床到生产队队屋敲钟（实则是大半块铸铁犁头），带领农民下田扯秧。
头上蚊虫撞脸，腿上蚂蝗点点，要用泥手不停地拍打。天亮后挑秧到田头，将扎好的秧把均匀地抛在水田里，再跳入没膝的泥水里插秧。毒日灼人，上蒸下煮，那田垄的尽头总是那么遥不可及。
午饭后下田割稻，镰刀在烈日下一闪一闪，汗珠随脸颊不停地滴到一堆堆澄黄的稻子上。
双抢中最有技术含量的活是踩打稻机，一边用脚使劲地上下踩着打稻机的踏板，一边双手将稻子放在旋转的滚筒上脱粒。手脚并用，一气呵成，稍为配合不好就会受伤。
蹲点留影。
邓部长没有食言。
1976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工作在夏末开始了，爱惜人才的邓部长就给招生办极力推荐我去读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后来的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这是那年在我县招收音乐专业唯一的高校，名额也只有一个。
终因我家庭政治问题政审未通过，邓部长又找有关部门协调，最后让我读上了常德师范音乐班，在普天同庆打倒“四人帮”的锣鼓声中进了校园。
虽然是个中专，虽然是＂社来社去＂性质（指哪儿来回哪儿去，国家不包分配），但已经是来之不易了。我也很满足，毕竟开始了新的人生。为此，我视邓部长为恩人。
一年半后，学校让我们在5月份提前毕业，为的是让大家能参加1978的高考。
因是＂社来社去＂，我必须再回到插队的老地方——七里湖柴山管理所（当时已改为澧县芦苇总场）。就在这时，县文化馆黄馆长又伸出援手，把我借调到文化馆办《澧县文艺》，再辅导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并给我一个房间便于复习和休息。我的工作不重，每天有时间备战高考。此时，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文化馆有位谭老师，原是我高中时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领导，也是我的音乐启蒙人。他几乎每天都到我房间来探望，询问复习进展。
一个周日的上午，他进屋看到我还在呼呼大睡，一气之下将我拉下床，大声呵斥道：这个状态你还想考复旦？我看是你姆妈的负担哦！（我曾多次向谭老师表示，最想读的就是复旦大学新闻系）。
为了防止打瞌睡，临考前一周，每天我姐读高考复习大纲，一条条问，我一条条答，反反复复，一天几次。
终于盼到7月20日高考了，进考场后打开卷子，心生疑问：怎么考大学的题目这么简单啊？（当然数学除外）。
当时年轻气盛，好出风头，每每第一个交卷。语文、政治提前半小时就交了卷子。等到大家出来后聚在一起对答案，见有人高谈阔论，说这题的答案是什么什么，那题该怎么做怎么做。心里一震，坏了坏了，我不是这样答的呀！又紧张起来，后悔不该那么早交卷的。
后来知道分数了，除数学58．5分，其他科都在80分以上，总分是389.5，不计总分的英语也考了24分。
填志愿时，依序写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中文系、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其他一律未填，铁了心地想当记者。
高考后闲极无聊，跑到洞庭湖畔一渔村我常德师范的同学家里玩，天天摸螺蛳抓鱼虾，忘却了等待的焦虑。
我同学也参加了高考，但感觉没发挥好，心里有些郁闷。 他偷偷对我说，自己的舅舅是个盲人，但却是那一带有名的算命先生，人称半仙，我们不妨找他算算。我也好奇，遂和同学前去讨教。
在一间歪斜的茅棚里，他舅叭哒叭哒抽着长竿旱烟，半倚床上眨巴着失明的双眼。同学说明来意后，便关上门。毕竟这种封建迷信的事在那个年代是被严厉禁止的，只能偷偷摸摸地干。
半仙说那就搞简单点，不算八字，就抽彩头(类似抽签，纸制的)。他在床底下抠出一摞纸签，口中念念有词，让我和同学各抽两张，他展开一摸，便知上面写的什么。
我抽的两张彩头至今还历历在目。第一张是：孔明借东风，周喻用火攻，庞统献连环，一战就成功。另一张是：今年好来头，有个好奔头，腊肉炖骨头，有个好嗦头。
放声高歌。
真的时来运转了吗？我期盼着。
过了几天，姐姐打来电话，说通知书来了，是复旦大学，你快回来吧，说完匆匆挂了电话。由于当时都是那种手摇的电话，通话声音质量很差。尤其长途，要使劲地叫喊。打长途要去邮电局挂号，排队等着，接线员接通后才叫你去几号电话亭接听。由于费用也不菲，一般都是简明扼要，大声说几句就挂了。
姐只说复旦大学，由于口音问题（我们复、湖同音），加上长途电话声音微弱，我听成湖南大学了。心里大为不快，我没填湖南大学啊？而且那时湖南大学是纯理工科大学，怎么会招文科呢？
揣着忐忑的心情，火速赶回家，亲眼看到了通知书，鲜红的四个字：复旦大学。顿时狂喜，真的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了？不敢相信啊！
后来才知道，那几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湖南每年只招收一名学生，我就是1978年的那名幸运儿。
初上复旦。
四年后我成了新华社的一名记者，毕生的记者梦也得以实现。
有一次回老家采访，我把已经退休的当年县财办黎主任请来，敬酒致谢。我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感谢黎主任当年不录取我当屠宰工人的恩情。要是那年当了杀猪佬，有吃有喝有工资，进而会老婆孩子热炕头。端着铁饭碗，可能就不会去参加高考了。即使想考，也没有那种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斗志了，哪能考得上复旦？
至于人生中的恩人邓部长，我经常去看他。感谢老人家当时的力荐，我离开农场，随他办点，又读了中专，因而有了参加高考的机会。若是当年一步到位读了湖南师范学院，哪有今天的圆梦复旦？
我不是千里马，但邓部长一定是伯乐。在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特以此文，感恩上苍，感恩国家，感恩那些帮助过我和没有帮助我的人。
毕业20年后终于穿上学士服。
原载作者微信公号“ 两栖之鹰”，本号获许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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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